知更鳥何辜?狂人何在?

駐節評論人:吳岳霖

開心作戲計畫《狂人》

時間:2018.06.02 19:30
地點:台南人戲花園

文/吳岳霖

 

  我們對知更鳥這種鳥類的印象,可能壓根並非知更鳥本身(不僅看都沒看過,甚至連外型是怎樣都不清楚),而是英國著名的《鵝媽媽童謠》(Mother Goose)中的〈誰殺了知更鳥?Who killed Cock Robin?〉(就算不清楚童謠內容,也會約略聽過「誰殺了知更鳥?」這句話)。其影響力更造成1961年由哈波.李(Nelle Harper Lee)所寫、並於1962年改編為電影的小說《To Kill a Mockingbird》(台灣多譯為《梅崗城故事》),在翻譯史上一度被譯為《殺死一隻知更鳥》,但其書名中的Mockingbird有一說應為仿聲鳥,而與知更鳥是不同鳥類(但亦有一說認為,仿聲鳥亦為廣義的知更鳥)。無論如何,都暗指了「無辜卻又被冷漠忽視的人」。而〈誰殺了知更鳥?〉更常被挪用到推理、驚悚文學與影視作品裡,像是范達因(S. S. Van Dine)的《黑色主教殺人事件》(The Bishop Murder Case)便以「小知更鳥之死」作為開章,並借用了童謠裡知更鳥被弓與箭射殺的死法,作為殺人案件的開端。於2017年上映的台灣推理電影《目擊者》,則直接將英文片名命名為Who Killed Cock Robin,乃挪用了〈誰殺了知更鳥?〉中並存的目擊者、受害者、旁觀者、加害者等形象,進一步呈現其隱喻──權力/暴力掩蓋與抹滅良知而形成的冷漠。

  同樣地,由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在校生組成的「開心作戲計畫」以懸疑、驚悚的劇情編創《狂人》,則以〈誰殺了知更鳥?〉裡「知更鳥在小鳥審判裡被麻雀殺死,其他動物陸續作為見證者、加害者與旁觀者,並揭曉下一次小鳥審判的對象就是麻雀」的內容,創造「戲中戲」的劇本,並於一家精神病院裡(由一群精神病患)排演。其建構了小鳥森林,並直接對麻雀/焜蒂(王郁嵐飾)進行下一場審判,更在看似重複的排演裡再創新文本,並形成因果循環式的追殺──也就是,殺死知更鳥的兇手,從麻雀/焜蒂、貓頭鷹/老兵(洪楷庭飾)再到雲雀/徐葳(沈沛珊飾)。看似追緝卻更像把飾演鳥類的病患逼入絕境,而使瘋更為地瘋、狂更為地狂。並且,在排演過程裡逐一逼出每個人物的過去記憶與創傷經驗,再隨故事行進揭曉背後計畫──藉由重創精神病患的心智,配合藥物,將他們改造成武器,也就是讓現實案例的「戲劇治療」改為虛構的「戲劇武裝化」。最後,則進一步揭露「計畫中的計畫」──醫生大德(林群哲飾)執行此計畫,只為藏匿與拯救他的愛人知更鳥/阿傑(鄭鈞澤飾)。

  作為計畫中心、卻台詞少地可憐以表現一派純真到自閉形象(而讓人不大清楚該不該算是男主角)的阿傑,其角色設定與作用(再加上演出者的詮釋)是頗有意思的。作為知更鳥的他,在排演過程裡(只需躺著)不斷累積「受害者」的形象,像在老兵的真實記憶裡,是戰爭中被犧牲的「人肉糧食」。但,乍看的無辜卻又若隱若現地暗示著他何辜之有──焜蒂的故事裡,他雖被焜蒂所殺,卻也是強暴又販賣女子小茉的嫖客/人口販子(而焜蒂與小茉實為精神分裂的同一人)。甚至,如此殘忍的計畫也是為了藏匿「被認為有罪」的阿傑才設下。因此,不管是確實作為阿傑替身的沈易(何宥宏飾),或是其他精神病患,不過都是看似善良的大德醫生的棋子──他對阿傑的溫柔,實則也是對他人的殘酷。這樣又與直接表現冷酷、無情的另一位醫生(簡韋樵飾)有何差異呢?於是,在排演過程裡,不再有任何人物是單一的加害者、受害者或旁觀者,他們都逐漸圍繞著阿傑合為一體或角色重疊。

  同時,《狂人》雖未直接談及「死亡」,卻透過阿傑與他手上的魔術方塊寄託強烈的死亡意象。當阿傑在開演前,便已坐在門廊上,不斷玩著魔術方塊,也欲分享給台下的觀眾,正顯示其生命力最綻放的時刻。向兩位醫生分享魔術方塊而獲得不同反應,也表現出他與魔術方塊間的緊密關係。在此脈絡下,《狂人》最為殘忍的一幕並非老兵露骨地舔食流著鮮血的手腳,而是與阿傑近乎同體的魔術方塊被捏碎並灑落於門廊上的時候,彷若他的肢體也一併被解離,呈現整齣作品逐步走進黑暗的狀態。特別是《狂人》的音樂與音效設計是頗具效度的,更隨劇情走向有拖波助瀾的效果。

  不過,《狂人》的最後雖試圖藉醫生大德大段落的解釋計畫與目的,來貫通整部作品的情節線,但其語言與邏輯仍有許多模糊地帶解釋不清。像是老掛在醫生嘴邊的「老方法就是好方法」到底是什麼?為何將阿傑的記憶植入沈易的腦袋後,他就能成為一把備用的刀?在一閃而過的情節發展裡,再多的說明也只會留下更多疑惑。同時導致看似開放性的結局,所遺留的不是懸念,而更趨近於「未完成」。這也呈現了《狂人》的劇本結構並不是那麼清晰與緊密。在其以計畫為背景、大德與阿傑的故事為主線/伏筆的劇本設計裡,再添入每個狂人/精神病患不同身分、類型的故事與背景,以及單一演員不一定只飾演單一角色,而使複雜又凌亂的情節發展過程更顯失控。

  先說個前提,「失控」不一定是壞事,像是進港浪製作的《來去天竺借本書》就呈現了一種有趣的失控美學。【1】同樣是年輕的創作者,失控可能是找尋自身創作位置的關鍵。

  《狂人》的演後座談,編劇賴昱淞曾述說導演陳建霖找他寫劇本的預設主題──被貼標籤的人如何撕掉標籤卻又再被貼上標籤。【2】但,《狂人》表現「標籤」的方式似乎與「這個社會在人身上貼標籤、用以簡化對他人認知」的情狀有些相反──編導在每個人物身上貼了過多標籤,反而使人物的形象過度複雜,甚至模糊化。再加上,其意圖以「七原罪」來發展每一個人物的樣貌與性格,卻顯然地並不成功(若不是座談提及,其實難在人物塑造裡顯現)。於是,當老兵、精神分裂等症狀或標籤再重疊上演員在戲與戲中戲所扮演的角色時,不僅造成編導的難度重重,也因創作過程的人物設定並不完整,讓演員於環境劇場裡的表演更顯吃力且能量不足。特別像是王郁嵐同時飾演精神分裂的焜蒂與小茉,雖已撐足表演張力,卻難清楚分辨兩者間的差異,看見努力卻很是可惜。

  另一方面,《狂人》發展劇本的方式似乎是不斷疊加意象與故事題材,如戰爭、精神疾病、記憶置入等,過多的想像反而阻礙了「真實化/戲劇化/舞台化」的進行──也就是,這些可真可假的情節素材是否需要更多的考究與構作準備(而多了一項題材,就得多一分準備),以及這些設定是否能說服觀眾,而不是淪為功能性的發揮。我想,其失控狀態會如此明顯且無章,可能也在於選用了台南人戲花園的老屋空間。其舞台空間本體的老舊、古典感,配合劇中超越現代科技的醫學技術,反而形成想像的抽離與真實感的失落(當然,要想像是在一個廢棄之處進行如此無道的實驗或許也行啦)。此外,舞台布景運用了面具與氣球等道具,除作用並不明確,其難分虛實的設計又更難讓人融入。

  弔詭的是,《狂人》看似賦予複雜的設定裡卻又流於單一概念,也就是仍回歸到我們對「正常/普通人」與「異類/精神病患」的既定印象。於是,在這樣的建構與觀看過程中,到底是對「異類/精神病患」或這社會背後運行的這套「正常邏輯」有更多理解,還是將其視為一種創作的工具呢?《狂人》的結局,能離開或掌控全局的仍舊是正常人的醫生與理應是正常人的沈易,所代表的又是什麼?我們真的思考了背後的機制了嗎?因此,《狂人》的前半部雖有所鋪陳,但其主旨越到最後反而越模糊不清。「狂人」的始祖魯迅在《狂人日記》裡,透過「狂人」之口發出「救救孩子」的吶喊;《狂人》若同樣作為創作者自身的分裂體,到底要發出怎樣的聲響,以及該如何定位這個作品呢?或者說,如何把這個作品視為一個開端呢?

  整體來看,《狂人》是個有趣卻又慘忍的作品,但需要再找到這個作品想要發展、所要追求的目標,進一步釐清人物設定與劇情脈絡。或許,能夠進一步再追問狂人為何而狂?狂人到底是誰?真的是那群精神病患?還是醫生、軍方以及背後更大的國家機器,亦或我們這群旁觀著他們的觀眾,不也都如此瘋狂嗎?於是,不管戲中戲,或是戲外戲,所有人不都是觀眾嗎?

 

註釋:

1、可參閱我對《來去天竺借本書》的評論。吳岳霖:〈挑戰書寫者,與書寫者的挑戰《來去天竺借本書》〉,表演藝術評論台,網址:http://pareviews.ncafroc.org.tw/?p=29572(瀏覽日期:2018.06.06)。

2、我的記憶可能不夠精準,但重點應在「標籤」這件事情。